赵军律师点评：
适合特别没收程序的标志性案例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规定了不经刑事定罪的没收制度，要求各缔约国“考虑采取必要的措施，以便在因为犯罪人死亡、潜逃或者缺席而无法对其起诉的情形或者其他有关情形下，能够不经过刑事定罪而没收这类财产”。据此，我国第二次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增设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的没收程序，这使得贪污贿赂犯罪人通过潜逃方式保有贪腐资产的企图变得更加困难。不过，该法于2013年1月1日起实施后，全国范围内适用该程序没收贪腐资产的案件极为稀少。黄艳兰案是在企业家腐败案件查处过程中成功适用特别没收程序的标志性案例，对克服违法所得没收程序适用中的诸多困难与进一步完善该程序提供了实践指引，对国际追逃追赃工作的进一步开展也有着巨大推动作用。特别是没收制度的司法落地，对妄图通过逃往海外的方式规避法律制裁的腐败分子，具有较强的震慑力。2018年10月26日，刑诉法新增设的缺席审判制度规定，对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往境外的贪污贿赂犯罪案件，只要犯罪事实已经查清，证据确实、充分，人民法院可缺席审判。这一新增特别程序与没收违法所得程序必将形成巨大合力，进一步压缩包括企业家贪腐在内的腐败犯罪的利益实现空间。
赵军律师认为：黄艳兰违法所得没收案也暴露了我国企业反腐败合规建设滞后、企业家腐败犯罪事前预防不到位的问题。从黄艳兰的作案过程可见，其明显违规的巨额资金操作及明显反常的期货、房产交易，在长达十年的时间内均未暴露，无论是企业内控还是金融机构反洗钱等机制均未正常发挥作用，这导致黄艳兰有充分的作案时间和转移处置赃款赃物的操作空间。事后打击固然重要，如何补强企业反腐败合规建设、完善企业家腐败犯罪的事前预防机制才是根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