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营企业合规官应参照 “实践法”
京悦 说 法 www.jingyuelaw.com 作为推动企业内部治理与风险管理的重要工具，企业合规在企业治理中的作用和影响得到巨大提升。在《2020中国犯罪防控20人论坛暨第十三届当代犯罪学论坛》上，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北京市京悦律师事务所赵军律师发表了主题演讲，并明确提出：企业合规官应参照 “实践法”，在研习钻研法律条文之外，要多关注时局变化。 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的合规风险存在结构性差异  赵军律师提出，为什么要把民营企业专门挑出来谈？一是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的合规风险存在结构性差异。譬如，民企更可能在融资方面出问题，国企相对就少很多。二是民企和国企建构合规体系的动力机制不一样。对于国企来讲，国资委下一个文件，合规体系就可能建起来，至于有效性，那是另外的问题，但民企建合规体系得考量投入与收益的关系。第三个就是确保民营企业合规计划有效性所面临的困难有它的特殊性，跟国企不太一样，需要单独谈。 要在对标国际与本土落地中找到平衡点 赵军律师认为，在中国民营企业建合规体系，首先要在对标国际与本土落地中找到平衡点。现在的市场及其规则都是全球化的，尤其是美国有全球执法能力。尽管在国际关系上我们坚决反对“长臂管辖”，但实际做企业还是必须对标国际规则以规避合规风险。同时，合规计划的制定也要注意在地法律，中外法律是有差异的。另外，企业所处的具体营商环境，尤其是政商关系状况，以及现实的企业文化也必须得到一定程度的关照。 由此引申出来的问题就是，诸如《世界银行诚信合规指南》、ISO19600《合规管理体系指南》之类的标准指引，必须和具体企业的实际状态结合起来，才可能制定出有效的合规计划。企业规模，企业性质，所处行业，生存和发展模式，都必须考虑在内。我曾撰文谈过权力依赖型企业的刑事风险问题，但其实，创新型企业同样也有风险，只是风险类型不同而已。因此，做合规得根据具体企业的实际情况来做，不能照本宣科地搞“法规索引式合规”。 企业运营是为了盈利，追求利润是它的核心目标。从这个角度来讲，你在企业里面去搞“法规索引式合规”，企业会抵触，没有办法真正推开落地。你一定要根据不同类型、不同行业企业的不同风险，以及企业内部不同项目、不同业务板块、不同运营环节的具体情况，在准确风险评估的基础上，重点突出地建立有针对性的合规体系。有些企业可能主要是数据合规问题，有些可能涉及反垄断合规，还有些企业反贿赂合规的问题比较突出。在这里，我们的工作并不是把所有的合规风险降到零，当一个企业风险为零的时候，它的利润也可能被归零。 合规官的任务 是一项有相当技术含量的工作 合规官的任务不是让老板、员工在每个细微之处都严格按条条框框办事儿，而是在对风险精准识别、评估的基础上，实现对企业重大合规风险的合理控制与管理。这不是简单的法规索引或普法宣传，是一项有相当技术含量的工作。 一方面 一些形式上存在重大合规风险的业务，实际风险却是可控的。比如阿里巴巴最初搞支付宝、余额宝的时候，在形式上其实是存在违法、甚至犯罪嫌疑的。刑法中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擅自设立金融机构罪、非法经营罪的构成要件，都可能将这些当时的创新业务囊括进去。如果当年阿里的合规团队告诉马云，这些产品统统不能做，那就没有今天的阿里了。合规官的工作不是普法宣传，而是具象性地评估合规风险的性质并找到最佳应对方案。当年马云搞的支付宝不会引发实际的金融风险，也不会实质损害消费者利益，相反却能够便利交易、促进消费。在这种情况下，只要能够保持与监管层的良好互动，合规风险就是可控的。之后的余额宝、花呗、借呗，情况有些不同，由此我们也看到了阿里与监管部门之间不断试探、沟通、博弈、妥协的互动过程。在这里，合规风险控制是一个持续的动态过程，它保证了阿里不踩实际的底线与红线。这个实际的底线与红线与法律条文有关，但又不仅仅只是法律条文。 另一方面 形式上看似没有明显合规风险的经营行为，也可能在实际上存在重大合规风险。一个典型的案例就是快播案。快播本来是一款技术创新的视频播放软件，运营这款软件在形式上与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的构成要件并无必然联系。在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入刑之前，其刑事法律风险至少在表面上是不存在的，但最后却实际导致了刑事责任的追究。从合规管理的角度看，快播的问题其实在于，它仅仅看到了当时法律条文字面上的规定，却没有看到自2010年以来中国社会思潮、时局已经发生很大变化，相关权力部门的监管思路也发生了明显转向。在反色情、反性工作、清洁网络行动不断加码的大背景下，快播付出的代价有相当的必然性。 如此，合规业务的真正价值不在于对照百度检索的法律条文，对企业搞普法宣传式的“合规管理”，而是对企业重大合规风险的识别、对重大合规风险引爆概率的经验评估，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最为合理、平衡的合规风险管理方案。 合规风险评估的参照规范是“实践法” 赵军律师认为，合规风险评估的参照规范在本质上并不是“条文法”，而是“实践法”。这个“实践法”是指在现实生活中实际发挥作用的法律，或者说是“条文法”在现实生活中实际表现出来的样态。在进行合规风险评估时，不能仅仅考虑法律条文本身，还要考虑各种政策性的文件、现实的执法司法动态，典型案例，可能影响合规风险向现实转化的国内国际时局，如此等等。很多时候，条文还是那个条文，但它在不同情势下的实际样态会很不一样，这就要求提供合规服务的律师、合规官，将关注重点从“条文法”转向“实践法”。前段时间网上有一个段子，两父子聊天，父亲教孩子怎样才能当上“上等人”，答案就是要坚持看《新闻联播》。段子虽然是编的，也过于功利，但它却说明了一个问题：你都不了解国际国内时局，不了解国家政策走向，你如何能当好干部，如何能做好生意？从这个角度讲，企业的合规官也好，给企业提供合规服务的律师也好，在研习钻研法律条文之外，要多关注时局变化。 |
